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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民诉法施行后审判监督程序尚待完善的若干问题


2012831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决定》,对民事诉讼法进行了全面修改。其中,对审判监督程序的修改是重中之重,修改之处多达十余处。可以说,本次对审判监督程序的修订充分考虑了现实问题及法制改革的需要,对我国的审判监督制度进行了积极调整和多维度完善。但是,半年多的实践说明,本次修订后,审判监督程序中仍有诸多问题值得我们共同探讨,为此将进行尝试。

 

一、时效问题

 

1、当事人申请抗诉无时效限制

 

新民事诉讼法通过第208条“上级人民检察院发现下级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存在法定再审事由或者发现调解书损害了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应当提出抗诉”及第209条“如果人民法院驳回再审申请、逾期未对再审申请作出裁定或者再审判决、裁定有明显错误的,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检察院申请检察建议或者抗诉”两条规定,确立了检察机关行使专门法律监督的职权,但是并未作出相关时效限制。不仅如此,纵观我国现行法律体系,涉及到当事人申请抗诉法律时效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屈指可数。

 

在我国当前的法律框架下,只有两部法律文件对当事人申请抗诉的时效做了简要规定,但其对司法实践的指导作用及其有限。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在重庆召开全国审判监督工作座谈会并形成《全国审判监督工作座谈会关于当前审判监督工作若干问题的纪要》,在《纪要》第14条规定中列举了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的抗诉案件情形,其中包括“原审案件当事人在原审裁判生效二年内无正当理由,未向人民法院或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的案件”,从中可以读出“当事人申请抗诉亦应在二年时效内”之意;《最高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检察厅关于规范省级人民检察院办理民事行政提请抗诉案件的意见》([2001]高检民发第4号)在其第一部分中也列举了人民检察院应不予受理的几种情形,其中包括第五条“申诉人在人民法院判决、裁定生效二年之内无正当理由,未向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的案件”,该条意在说明“当事人应当在二年诉讼时效内向人民检察院申请抗诉”。但是司法实践并未对上述两部文件的相关规定进行全面实施,其根本原因有二。首先,这两部文件一个是最高人民法院的会议纪要,一个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意见,其效力均比较低,所以在司法实践中均未能很好的贯彻实施。其次,这两部文件均在2001年出台,当时适用的1991年民事诉讼法对审判监督程序的规定较为简陋,之后的2007年民事诉讼法修正案对审判监督程序进行了全面修订,而2012年的民事诉讼法又对审判监督程序进一步完善。经过2007年和2012年民事诉讼法两次修订过程,“再审之诉”基本建立,而申诉权利也由宪法性权利转化为一项真正的诉讼权利,尤其是2012年民事诉讼法确立了“法院纠错在前,检察监督断后”的有限再审模式。即当事人的再审申请被驳回后,便只能向检察机关申请抗诉,而不能再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上述两部2001年出台的规范性文件虽然仍具备法律效力,但是显然并不适合当前的审判监督制度模式。

 

本文亦认为,当事人申请抗诉应当受到诉讼实效限制且应由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而且应当结合民事诉讼法中6个月的再审申请时效合理设置抗诉申请时效。首先,申请再审与申请抗诉是法律赋予当事人的两种救济途径,这两种程序的最终目的都是实现当事人的权利救济。也就是说,当事人向法院申请再审与向检察院申请抗诉的最终目的是同一的,只是最初受理机关不同、启动再审的程序不同。因此,无论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还是从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应体现法治的统一这一维度来考量,当事人申请抗诉都应当与申请再审一样,受到诉讼时效的限制。其次,正如“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1]”一样,未受到任何时效限制的权利亦不能说是真正正当的权利,因为对权利方的过于保护必然意味着对义务方的过分苛责。法律设定时效的目的就是督促当事人及时行使权利,如果不对当事人申请抗诉的权利设定时效限制,实质上是对当事人行使申诉权利的漠视。最后,法律总是要寻求当事人利益及司法效率之间的平衡。时隔多年后,在社会关系已渐趋稳定、相关证据已经灭失时,当事人再申请抗诉,所要付出的司法成本已远远高于实现个案正义之效益。所以,为当事人申请抗诉设立一个合理的诉讼时效是审判监督程序改革的应有之义。

 

诉讼时效与当事人诉讼利益密切相关,设定一个合理的抗诉申请诉讼时效,不仅关系着当事人的诉讼利益,而且对节约司法资源、建立司法权威有着重要意义。在设定抗诉申请时效时,应当注意与民事诉讼法中再审申请的“6个月+6个月”模式相结合,建立一个衔接紧密、相互协调的审判监督诉讼时效体系。

 

2、四种特殊再审事由缺少最长时效限制且救济途径不明确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05条规定,对于“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据以作出原判决、裁定的法律文书被撤销或者变更的”、“审判人员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四种情形,“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根据该条规定,对于此四种再审事由,时效起点是“当事人发现该四种情形”,而不管原审裁判或者调解书何时生效。

 

本文认为,对于此四种再审事由,亦应设定一个最长诉讼时效,否则难免会影响社会稳定及司法效率。试想,如果一个结案数十年的案子,再次被提起再审申请,本来已经趋于稳定的社会关系会再次被扰乱,各种利益纷争会再次被挑动,而生效判决的既定力无疑也会受到挑战;另一方面,因为时间太久,可能很多重要证据已经不复存在,对方当事人也可能已经离开人世,要定纷止争可能更加困难。而且,随着时间流逝,人们的价值观等都在发生变化,在当时看来不合情理的事件也许已经渐趋合情合理,如果因为这些事件提起再审甚至作出改判,无疑将极大地冲击人们的价值观,司法权威必将受到严重质疑。花费了巨大的司法成本却并未对司法权威及人们的价值观带来积极正面的影响,这显然是不值得的。

 

我们希望在未来的立法进程中,立法机关能够根据司法实践经验,基于平衡当事人权益及司法效率、社会稳定性等考量,进而确定一个比较合理的期限,作为四项特殊再审事由的最长诉讼时效。但是,对于标的额非常巨大或者在全国范围内有重大影响的案件,本文认为可以不受上述最长诉讼时效的限制。

 

关于该四种再审事由,除了上述时效问题外,还存在救济途径不明确的问题。

 

根据现行法律规定,当事人申请再审被驳回后,唯一的救济途径就是向检察院申请抗诉。但是,如果再审申请被驳回后又出现上述四种情形之一,是否还可以再次向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对此,法律并未作出明确的规定,而从法理上讲,这两种情况都是不无道理的。第一,即使出现上述四种情形之一,也不能再次申请再审。因为,民事诉讼法传递的精神就是“有限救济”,旨在提高司法效率,节约司法资源,无论哪项再审事由,都不能成为例外,退回到旧民诉中的“无限再审循环”中。否则,就损害了法律权威,悖逆了法律精神,实质上是法治的倒退;第二,上述四种再审事由,可以成为例外。因为法律明确规定,只要上述四种情形真实存在,当事人知道后就可以在六个月内提出,并未规定其前提是没有以其他事由提起过再审申请。既然没有禁止该种情形,就应当理解为法律是允许它发生的。综上所述,仅从法理上来讲,这两种做法都有一定道理,所以,司法实践中应当如何统一,还有待于进一步明确。

 

二、对调解书再审的问题

 

1、法院依职权启动调解书再审标准不明确

 

2012年民事诉讼法第198条规定首次将“调解书”作为依职权再审的对象,启动调解书再审程序的标准是“发现确有错误”,但是何为“确有错误”?判定是否错误的标准是什么?民事诉讼法及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均未作出细则性规定。加之调解书本身的特点,人民法院在判定民事调解书是否“确有错误”时,难度可想而知。

 

在司法实践中,即便是认定判决、裁定确有错误都是一件很难把握的事情,更何况是调解书。判决、裁定的作出是依据客观的法律事实及明确的法律规定而作出,而调解协议是基于双方当事人的自行协商而达成。而在诉讼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均有自行处置己方利益的权利,即调解协议中权利、义务的分配很多时候并不与客观法律事实相符,那么法院在事后认定调解书“确有错误”无疑更具有挑战性。另一方面,在当前司法环境下,“调解”在我国民事诉讼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我国民事诉讼法将调解作为一项基本原则予以规定,法院调解制度成为法院行使审判权的一种重要方式,“调解优先,调判结合”是民事审判工作的一个重要原则。近年来,在司法实践中调解结案的民事案件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一方面调解案件数量越来越大,另一方面人民法院依职权对调解书提起再审的标准却过于原则,为广大当事人诉讼利益着想,立法应尽快对相关标准作出明确规定。

 

本文认为,立法在认定“民事调解书确有错误”时,不仅要结合当事人对调解书申请再审和人民检察院对调解书提起再审的法定事由规定,还要从调解书本身的特点及人民法院的职权特点出发,制定出一套切实有效的认定标准。

 

根据现行民事诉讼法规定,当事人申请调解书再审的法定事由是调解违反自愿原则或者调解协议内容违反法律;检察机关对调解书提起再审的法定事由是调解书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立法在制定上述标准时,均充分考虑了当事人在调解过程中的诉讼地位及检察机关作为我国专门法律监督机关的职权特点。同样,制定人民法院依职权对调解书提起再审的标准时,应充分注意人民法院在审判活动中处于中立地位,应是一个公正的裁判者角色,其宗旨是实现双方当事人诉讼利益的最大平衡。因此,在制定相关标准时,应更多地从诉讼程序方面考虑,而不应对协议内容本身的合法性加以过多限制。

 

再从调解书本身的特点来考量。基于调解活动更大的自由性及法律对其更大的宽容性,司法实践中恶意和解的现象不乏其数。恶意和解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往往会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及案外第三人利益。此时,当事人当然不会主动提出再审申请,但调解书实际上确有错误,对该类与客观事实不相符的民事调解书,法院必须建立监督机制以保证其公正性和严肃性。民事调解书是国家公权力和当事人意思自治的有机结合,法院负有确保其合法有效的职责。对确有错误的生效调解书提起再审,是对“实事求是,有错必纠”重要原则的贯彻,也是法院能动司法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体现。因此,在制定相关标准时,应充分注意到恶意和解现象,严格审查调解协议是否损害了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第三人利益。[2]

 

而在新的立法或者司法解释对人民法院依职权对调解书提起再审的标准作出进一步规定之前,本文建议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可以参照2004年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规定:“调解协议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不予确认:(一)侵害国家利益、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的;(二)侵害案外人利益的;(三)违背当事人真实意思的;(四)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禁止规定的。”生效民事调解书如果存在上述情形,而当事人又没有提出再审申请、检察机关亦未提出抗诉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可以依职权对其提起再审。当然,人民法院还应当充分注意调解过程中的程序违法问题。

 

2、再审审查调解程序没有明确规定

 

如上所述,“调解优先”是我国民事审判制度的一项重要原则,调解案件所占的比例越大越大,调解制度对当事人诉讼利益的影响愈来愈不容忽视。当事人的诉讼利益必须由合理而明确的调解制度来保障。然而,我国民事再审审查程序中的调解制度目前仍是一片空白,唯一涉及到该制度规定的是2011年《第一次全国民事再审审查工作会议纪要》。《会议纪要》第三部分第16条规定:“人民法院审查民事申请再审案件,可以根据案件情况组织当事人进行调解。当事人经调解达成协议或自行达成和解协议,需要出具调解书的,应当裁定提审。提审后,由审查该申请再审案件的合议庭制作调解书。当事人经调解达成协议或自行达成和解协议,申请撤回再审申请,经审查不违反法律规定的,应当裁定准许。当事人经调解达成协议或自行达成和解协议且已履行完毕,未申请撤回再审申请的,可以裁定终结审查。”但是由于该会议纪要的法律效力问题,各级法院在办理再审案件时,并未严格遵行,导致各地法院做法不一,出现了多种不同的处理方式,严重损害了司法权威。而且,依照该规定,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后需要出具调解书的,应当裁定提审,提审后再由审查该申请再审案件的合议庭制作调解书。本文认为,该程序规定过于繁琐,当事人经调解达成调解协议或者自行达成和解协议后,说明当事人之间的争议已经解决,人民法院可以直接对调解协议确认制作调解书,而无需再经过提审程序制作调解书,这样更利于提高司法效率,节约司法资源。

 

三、与再审关联的法条竞合问题

 

民事诉讼法中涉及到法条竞合的是第56条规定和第227条规定,这两条规定分别为案外第三人提供了“撤销之诉”和“申请再审”两条救济途径。           

 

民事诉讼法第56条第3款规定“前两款规定的第三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但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该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经审理,诉讼请求成立的,应当改变或者撤销原判决、裁定、调解书;诉讼请求不成立的,驳回诉讼请求。”意在建构案外人撤销之诉制度以强化对案外第三人的权利保障。根据该条规定,第一审程序中的撤销之诉可以经过上诉、再审等法律程序;第227条规定:“执行过程中,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书面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书面异议之日起十五日内审查,理由成立的,裁定中止对该标的的执行;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案外人、当事人对裁定不服,认为原判决、裁定错误的,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办理;与原判决、裁定无关的,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根据该条规定,案外人可以提起执行异议,若对执行法院作出的执行异议裁定不服,认为原裁判错误的,可以依照审判监督程序提起再审。这样,第三人发现原裁判损害自己利益的,既可以提起撤销之诉,也可以通过申请再审寻求救济。

 

那么,案外人应当如何适用这两种完全不同的权利救济呢?实际上,对于第三人撤销之诉与案外人申请再审的协调问题,此次民事诉讼法修改时曾达成一致意见即两种程序不能并用,即只规定其中之一,取消另外一种制度,但最终《民事诉讼法》将第三人撤销之诉规定在56条,对案外人申请再审的制度即227条也未作修改,这就意味着第三人撤销之诉与案外人申请再审两种程序目前是并列存在。对二者如何协调问题,原则上还是案外人同时享有两种程序权利保护自己的实体权利,类似于一种权利竞合的情形,但只能选择其中之一行使,不能同时适用两种程序维权,即如果提起了第三人撤销之诉,就不能再以案外人身份申请再审。反之亦然。至于二者的顺位问题,本文认为原则上应先指导当事人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如不符合第三人撤销之诉起诉条件的,再依照审判监督程序提起再审;与原判决、裁定无关的,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这里涉及到的一个问题是第三人撤销之诉应当具备哪些条件?民事诉讼法中并未加以详细规定,本文认为,第三人撤销之诉应符合主体条件、程序条件、实体条件、结果条件、时间条件、管辖法院等条件。具体来说,主体应限于民诉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二款规定的第三人,包括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和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程序条件应符合第三人是因不能归责于自己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一般包括两种情况:第三人不知道或不应当知道原诉涉及到自己的利益、第三人虽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原诉涉及到自己的利益,但有妨碍其参加诉讼的客观事由);实体条件应符合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部分或全部内容错误;结果条件应符合第三人应证明生效裁判文书的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时间条件应符合自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管辖法院应符合向作出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的法院起诉,即属于专属管辖,不适用民事案件地域管辖、级别管辖的规定。[3]如果符合上述各项条件,第三人应先提起撤销之诉寻求权利救济,不符合,则通过申请再审寻求救济。

 

四、小额诉讼案件的再审救济问题

 

2012年民事诉讼法162条规定:“基层人民法院和它派出的法庭审理符合本法第一百五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简单的民事案件,标的额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上年度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百分之三十以下的,实行一审终审。”本条规定即“小额诉讼制度”。“小额诉讼制度”是立法机关综合考虑各项因素而确定的一项新制度,旨在提高司法效率,节约司法资源。但是,随着司法实践中该类型诉讼案件的不断增加,小额诉讼制度带来的问题日益凸显。这里我们主要关注小额诉讼案件的再审救济问题。

 

根据现行法律规定,小额诉讼案件实行“一审终审”制度,即所有的小额诉讼案件都将由基层法院或者其派出法庭作出终审判决。“一审终审”意味着小额诉讼案件没有“上诉”这一常规救济途径,如果当事人想寻求法律救济,便只能走“申请再审”及“申请抗诉”这些非常规救济途径。而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九条之规定“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认为有错误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或者当事人双方为公民的案件,也可以向原审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对于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或者双方均为公民的小额诉讼案件,在司法实践中,则要求当事人向原审法院即审理该案件的基层法院申请再审,这种情形下小额诉讼案件的救济处境显得颇为尴尬。

 

随着小额诉讼案件司法实践的不断深入,理论界及司法实务界对小额诉讼案件的程序救济亦深感担忧。

 

有学者认为,案件审理并不仅仅涉及个人利益和金钱利益,从国家的角度来看,法院通过审判来解决私人之间的纠纷,就是为了维护私法的秩序,因此,如果因法院违反法令而致当事人受到不利,那么法院审判行为本身就是对私法秩序的扰乱,因此,在任何时候都不能也不应当否定当事人对于法院不当裁判的抗争,而在司法领域内,这种抗争就表现为向上级法院的救济申请。除了在个案中实现法令所期望的私人秩序之外,上诉还能够维护法律生活的稳定和法律的统一与执行,更避免使法律成为侵害当事人利益、扰乱社会秩序的因素。所以,案件究竟应当实行一审终审还是二审终审,并不取决于具体的法律规定,而取决于案件自身是否在一审之后还有再次审理的内在要求。如果案件自身已无再次审理的必要,即使规定再多的审级亦是处于闲置状态,并不会造成案件的多级多次审理。如果案件存在着再次审理的必要性,那么,即使规定了终审制度,亦是一句空话,只不过是将上诉引发的二审程序,从形式上变更为申请再审、申诉、上访等引发的其他审理程序。因此,虽然立法将小额案件规定为一审终审,但是,并不能保证经过了一审的小额案件,全部得到了合理审判,在当事人不服一审裁判或一审裁判确有错误的情况下,如何给予程序救济,则是立法需要进一步明确的课题。[4]

 

而司法实践中出现的问题亦不容小觑。首先,小额诉讼制度的灵活性使得法官具有更大的自由裁量权,当事人权利更易受到侵犯。而“上诉救济”的缺失则加剧了不公裁判的滋生。其次,小额诉讼的再审救济成效亦不容乐观。当事人申请再审就是因为他们认为原审法院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导致了原审判决的错误,如果要求当事人还向原审的基层法院申请再审,这无疑会引发当事人对司法公平性的疑惑和不满,造成司法机关和当事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进而影响司法效率及其他司法价值的实现。最后,从司法成本角度来讲,我国基层法院的定位是审理数量众多的一审案件,因而长期以来基层法院并未设立相关的审判监督机构,民事诉讼法实施后基层法院则要相应设立审判监督机构,这需要大量的司法成本。

 

本文认为,对于小额诉讼案件的救济应当从以下两方面着手。首先,在小额诉讼案件中赋予当事人复议的权利,允许当事人对一审裁判提出异议申请,由同级法院进行审查处理。设置当事人复议权利也是世界各国小额诉讼的通常做法,复议权相对于再审申请权,对当事人而言操作更方便,更有利于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同时也是人民法院审慎办案的重要体现。其次,对于“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或者当事人双方为公民的小额诉讼案件”,亦应当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相应地,在再审案件的管辖设置上,立法可以设定所有的再审案件均由中级以上人民法院管辖。这样,小额诉讼案件在失去“上诉救济”后至少还可以切实获得“再审救济”,同时,基层法院也不必耗费大量司法资源在审判监督程序上,而民事诉讼法关于再审案件的管辖法院层级设置也将更加合理、流畅。(理由需要再展开!!)

 

五、未上诉案件提请抗诉问题

 

民事诉讼法未限制检察院对一审民事裁判提出抗诉。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当事人可以放弃上诉权,而全部寄希望于抗诉程序。这是因为上诉程序是常规救济程序,而抗诉是非常规救济途径。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对民事审判活动与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的若干意见(试行)》第四条规定:“当事人在一审判决、裁定生效前向人民检察院申请抗诉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告知其依照法律规定提出上诉。当事人对可以上诉的一审判决、裁定在发生法律效力后提出申诉的,应当说明未提出上诉的理由;没有正当理由的,不予受理。”根据上述规定,如果当事人未经上诉提起抗诉申请的,需要说明正当理由,否则,检察机关不予受理。那么,何为“正当理由”?上述两高会签文件中并未规定,其它法律法规中亦未涉及,各地检察院的标准也各不统一。本文中,根据笔者多年的办案实务经验及理论研究,再结合理论界较为流行的学术观点,我们认为在判定“正当理由”时,可以参考以下三个标准:(该标准何时制定?内容是什么?与法条的吻合性如何?)

 

1.理由的主客观性。通常情况下,理由的主客观性是判断其是否正当的基本标准。若当事人在原审中未提出上诉的理由是由客观因素造成,一般可以认定为正当理由,比较典型的一是法院审理存在瑕疵,如法院未经合法的送达程序导致当事人缺席判决;二是法律未赋予上诉权,如原审以调解结案或未参加原审诉讼的第三人认为与原审判决结果有利害关系;三是存在当事人难以克服的其他因素,如家庭的巨大变故、疾病、人身自由受限等。若当事人在原审中未提出上诉的原因是主观因素造成,则其理由的正当性应受到质疑。

 

2.理由能否归责于申诉人自身。申诉人未提出上诉的原因能否归咎于其自身是判断理由正当性的另一个标准。如果当事人未上诉是由于其自身原因或过错导致的,则不能认定为正当理由。反之,如果当事人未上诉是由于不能归责于当事人自身的原因造成的,则其理由就具有一定的正当性。以上诉费为例,如果当事人能够承担上诉费但因不愿负担而未提出上诉的,实际上是其在衡量了诉讼利益之后对诉讼结果的一种认可,这种结果完全基于当事人的自由选择,不能以此作为其未能提出上诉的正当理由。如果当事人确实存在实际的经济困难,上诉所需承担的费用很高,则其未提出上诉的理由可以认为具有一定的正当性。

 

3.理由是否有必要的证据支持。当事人认为未提出上诉的理由具有正当性,应当提供必要的证据予以证明,这是检察机关进行判断的依据和基础。如当事人主张因为存在其难以克服的其他因素导致未能提出上诉的,则必须就其所说的事实提供相应的证据,如家里重大变故的证明、自己或近亲属重大疾病的医疗诊断证明、人身自由受到限制的证明等。检察机关可以依据上述证据材料判断申诉人未提出上诉的理由是否合理和正当。[5]

 

此外,学术界亦存在一些相关判定标准,在此一并列出。“正当理由”一般包括以下情形:一审后当事人没有收到判决书,致使其不知道上诉期限的;一审后当事人遇不可抗力无法上诉的;有证据证明上诉状已交邮寄,但法院没有收到的;有证据证明当事人遭遇恐吓、威胁、人身强制而不敢上诉、不能上诉的;有证据证明,一审后的上诉期内,当事人的确不知道存在再审事由的等。[6]

 



[1]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54页。

 

[2] 朱宁:《法院可启动民事调解书再审程序》,原文载于《江苏法制报》,本文参考内容来自2013912日中国江苏网http://jsnews.jschina.com.cn/system/2011/07/21/011276356.shtml

 

[3] 该部分内容参考李波:《修改后的<民诉法>重要制度的理解与适用关于第三人撤销之诉》,载于2013911日黑龙江省鸡西市中级人民法院官网审判工作版块,http://jxzy.hljcourt.gov.cn/public/detail.php?id=463

 

[4] 许尚豪:《小额案件诉讼立法特征及救济》,载于2013123日《人民法院报》。

 

[5] 以上内容摘自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检察院刘新岩、宁晓颖:《如何认定未上诉而径直申诉的正当理由》,载于201218日《检察日报》,在此表示诚挚感谢!

 

[6] 江必新、孙祥壮、王朝辉著《新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讲座》,法律出版社20129月出版,第1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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